信源：百度｜编辑：2008-01-02｜ 网址：http://www.popyard.org      抄送朋友｜打印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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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随着一篇名为《浙大第一愤青教授郑强：教育为谁服务？》的视频在网上热播，又把愤青教授郑强推向关注焦点。那么，到底教授郑强为何许人也？何以受到网友如此吹捧？
男，1960年9月生，工学博士
现任职务： 浙江大学材料与科学工程学院副院长
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主任
198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理学硕士)，1982至1985年化工部晨光化工研究院从事有机硅材料研究(助理工程师)，1988年研究生毕业于四川大学(原成都科技大学)高分子材料工程系后留校任教，1992至1994作为中日联合培养博士生留学日本京都大学，1994年获四川大学(原四川联合大学)工学博士学位，1994年10月至1995年3月日本京都大学工学部客座研究员，1995年6月到浙江大学任教，1995年晋升副教授，1998年晋升教授，2000年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2004年被批准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教授让人发冷汗的讲演

作为一个学者，我不是来卖弄嘴皮子的。借助这个讲坛，我认为各行各业对知识的接受是潜移默化，循序渐近的过程。下面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谈谈我的一些观点，我提出几个重大问题：

第一，我国搞了几十年的科学研究与攻关，在几十个工业门类中，到底有哪几个是属于中国的民族工业或者可以称为自己的工业的？到底有哪几项科研在国际上是数一数二的？中国现在到底需要什么？我经常出国，每出一次国，灵魂就受到一次洗礼，就巴不得在回来的第二天就去中小学讲。为什么？就是感到紧迫的压力和羞愧，特别是去了日本和韩国，这两个同属于东方国家去了之后，感触更多下面这四个方面，是近５年吹得最厉害的。
先说纳米，这也是从美国人开始的。我是一个教授，在浙大当老师，浙大的求是是个无价之宝。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个弱点，就是不喜欢人家说自己的缺陷，更不愿意自己说自己的缺陷。我今天就愿意来揭揭自己的短，面对产业家，我更应该说实话。中国今天的科技很多都是跟踪，这也难为中国的教授，因为日子过得较苦，没有钱，加上很多领导同志本身也没有知识，为了蒙领导，让他们拨一点钱，总把一些文章、报告、口号写得越高越好。比如，现在教育界号称建世界第一流大学，教育部跨世纪发展计划中定的10所大学，现在已选定了９所，第10所还未选出。在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你能建10所世界一流大学，那美国有多少所？日本有多少所？现在的实际状况是：世界上前200所大学，中国一所都排不进！在亚洲能排出几所？我到国外去看了以后，感到要将浙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就像共产主义理想，我们永远要努力！但是，我们不应该去追求这样虚幻的目标，去呼这样的口号，我们的差距还很大。

现在的几个行业也是前几年套着中国科技产业目标走得几个方向。像纳米，它只不过是一个尺度概念。各种尺度的材料都有各自的用，比如，为什么要把泥土拿来做成砖，砖的尺度比沙泥要大得多，因为小的沙粒没有强度。我们怎么能把丰富多彩的物质世界只说成是一个纳米呢？所以，都没有注意是谁提出的这个口号的，其实我们又中了美国人的圈套！这与军备竞赛是一样的。超导中国科学院在搞；基因上海在搞；纳米全国在搞，连工厂技术员也在搞。

刚才何祚庥先生讲的悬浮列车，不要以为上海的高楼大厦与东京、大阪一样，中国就现代化了。修一个房子、修一座桥非常容易，但你要看看国民素质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日本大楼里走出来的人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而我们上海的大厦里走出来的人却都是些腰缠万贯的文盲！怎么能说国家已经现代化了？浙江杭州搞的世贸会挺漂亮，但你可以去西溪河看看，如果西溪河能出现小鸟、天鹅，杭州就现代化了，这不是一个穿一件衣服的问题。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不要用这些东西来摆样子！我们应该关注我国的哪几个方面？

这是我的一些建议，提出的一些口号,以前说无知无畏，现在却是无知才无畏，许多企业把浙江省技术监督局、科委的人请来吃一顿饭，喝一点酒，他就给你签个字，再把我们这些教授胁迫到那里去，给你盖个章，然后就是填补国内外空白、国际先进水平，写论文则是国际领先水平的研究成果、首次科学发现等等，这都是目前非常严重的问题！作为一个大学教授，我深深地为此担忧！这不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领导无知，是他们倡导了这个主流。我知道在座的处长或老总日子很难过，因为你们不写这样的报表，就拿不到钱，项目就得不到批准。教授也同样如此，天天写报告，而不是在实验室静下心来好好搞研，这是很严重的！

科学家说，纳米无所不能，这一说，大家就都去搞纳米了；老板说：纳米商机无限，再不上就没有机会了，因此，宁波想干，诸暨想干，天台也想干，大家都来搞纳米。科学家知道纳米不稳定，它做成材料就聚集在一起，但产业家并不知道这一点。有人说，纳米这么好，我们都变成纳米人多好，但高的篮球谁打？篮框得降低了。纳米人的作用可否用在脑血栓治疗上，不用吃药，脑袋上挖个小孔让纳米人钻进去清理一下就行了。这些东西可能只有我在说不好。纳米在最近的一二个月里在浙江炒得很厉害，什么纳米冰箱能防霉，我就不明白：一个是生物学与卫生学的概念、一个是材料尺寸的纳米怎么会防霉？所以，要千万注意，无知的人骗起人来不得了，因为他胆子大，什么都敢说，所以说：无知才无理，我们懂一点的就不敢随便讲，这是误导！现在，让科学界的人感到很困惑：许多与纳米研究无关，不具备纳米科研的单位都在上纳米项目，开设了许多新的战场。作为商界的人士，这个投入是风险投入，所得到的绝对回报是非常危险的。越是高科技的东西，越不要指望它的市场回报，这个概念是我今天提出的。新闻界的人在干什么？新闻界的同志喜欢写一些新东西。我知道，没有新东西写起来不精彩。误导与新闻界有关，新闻界听到一点就是一个片，如此描述宣传以致于浙江的报纸整版整版地写纳米。我特别地告诫大家，这是把整个一个学科的概念搞得非常庸俗！

下面我谈谈科技问题。我们整个国家民族工业的基础极其脆弱，这几年我在日本商店购物，日本的袜子、手巾、低档毛衣、低档服装全都是中国产的，这是否感到光荣？其实，我们所谓的外资合营企业，所引进的东西，真正有科技的含量极少，这就是我们的天真，就是我们领导的天真！比如，东京这么大的城市，全部的电视频道就只有６个，杭州有多少个？这是很清楚的。拿什么钱吃什么饭，我们现在是在吃国家的饭，所以，开了这么多频道不怕赔也不怕赚，而日本就不能这样。

我在日本１０天，没有看到一条有关中国的消息，这也是中国人的天真.广岛亚运会在日本召开时，有哪一个中国人得金牌的镜头能在日本的电视上看得到？日本人喜欢围棋，但他不知道聂卫平是谁。我国现在是需要国际化，但国际化了以后连自己的祖宗是谁都不知道了，连自己的民族文化什么都不知道了，所以我要说，改革开放２０年，我们到底在经济上，科技上得到了什么？好的是有的，但作为一个科学家，我要深思：我们在高科技上得到了什么？日本、韩国、美国基本都是把国内不能生产的、低价的东西转移到第叁世界国来生产。你并没有得到高科技，你以为他会给你高科技吗？不会的！比如汽车，我们联营了这么多家，但日本的汽车技术，比如丰田，都是第二代、第叁代之前的，他不会给你先进的！为什么现在柯尼卡、柯达、富士在中国大跳水？就是要挤跨乐凯，这个中国现在剩下的唯一一个国产胶卷！等哪一天乐凯垮掉了，国外的胶卷就会全部涨价！现在在中国卖的进口胶卷比日本、美国的都便宜，这就是倾销！这一点中国人并不知道。

为什么我们的大学排不进前200名？因为规定要有800篇ＦＣＡ的论文才能进入前200名。为什么浙好不容易搞了10年的科研却没有钱？教授的论文写得少了，平均一个教授没有一篇，像我这样一年能写５.６篇的很少。为什么？中国的教授一个月的工资平均只有1500元，相当于170美元；美国的教授拿多少工资？他的一篇文章值多少钱？可见中国教授便宜了！美国教授成本高！为什么会是这样？所以，我非常担心这样下去，再过５年、10年，你到底还有些什么东西？这样恶性循环后，我们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工业了！我不赞成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过若干年再看看，将会是什么样子？

下面谈谈我个人的观点

第一，我们国家的现实和发展就是这样：凡是依赖不成的，我们自己都能搞得像模像样，比如二弹一星；凡是能够引进的，就都搞不成。为什么？企业的科技人员辛辛苦苦地搞一个技术革新，只要区里的计委领导、省里的计经委领导哪一天带着人到美国去考察一下，买来几个电器产品，跟他们签个协议，然后再到美国去培训 10天，引进一条线，马上就可以把你这个国营企业打跨，这就是现实！现在很多合资企业就这样，卖点东西，而没有去考虑这些深层次的东西。殊不知这就是社会的恶性循环！关于电信的事，我只跟电信部门这样说：这点电话费我付得起！但是，你们想没有，你们从自己的这个角度赚了消费者的钱，但消费者里面有大夫，你电信的就不生病吗？你若进医院，他给你卖高价药行吗？我开玩笑：你别看我是个穷教授，赚不了钱。我今天回去就去查名单，看我这个学院、我这个系的学生有多少你们电信部门的子女，到了下个学期全部不及格！若要及格，每分交5000元钱。但我决不会这么做！若这样做，这个世界就乱了。作为社会成员，一定要有这样的思想：大家是互相依存的，我们这个国家也同样。但是很多人只考虑自己，只要自己赚钱而不管别人怎样，若那样的话，天就可能得到报应。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下面这几个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教育？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科技？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产业?教育、学习是为了什么？

最近，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以及饭店、各个厂矿企业等单位都邀请我去演讲，这是我应该为社会做的，是我的本份，加上我身兼数职：院长、系主任，所长等，他们开口就要找博士。

其实，这需要共同语言受教育的层次、人格的素质，这才是最重要的！现在很多人对学生的教育没有注重这个方面。中小学在搞素质教育，什么叫素质？英语、计算机、钢琴都会一点儿能算是素质吗？我住的那层楼的孩子都在弹钢琴，我就听到二楼的一个男孩子在弹《致爱丽丝》时，边弹边哭、边骂他妈妈。爸爸妈妈都是音盲，却一定要把孩子培养成音乐家。这么好的太阳，让孩子坐在屋里，他能受得了吗？这是何必呢？幼儿园３岁开始学英语，我这个观点不知你们是否赞同，我在学校讲课时，学生们听了觉得我所说的正符合了他们的心意。我认为：语言、计算机就是工具。中国的外语教授讲英语还不如美国卖菜的农民！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日本博士、德国教授说不出英语的多得是！我们怎么能说一个人不会说英语就是文盲呢？语言就是一个工具！你没有那个环境，他怎么能讲这个语言呢？比如，我３５岁开始学日语，我现在的日语是顶呱呱的。但是，我在国内进修一年，派日本教授来教我，可我就是学不好，非常紧张。因为年龄较大了，学得我白天的语法都错了，晚上做梦全讲日语，且这时讲的语法都是对的！到了日本后，我是在实验室工作，而打工的人２个月学的日语就比我学得溜，这主要就是因为没有环境。所以说，如果我是教育部长，我要改革二件事：第一，取消六级考试，你一个研究生连中文一级都不及格，你英文考六级干什么呢？看看研究生写得论文，自己的民族文化都没有学好，天天考英语──打勾：托福打勾，ＧＲＥ打勾，英文考出很高的分，可哪个写的英文论文在我面前过得了关呢？过不了关！这样培养出来的人能干什么？自己搞的专业一点都没学好！我跟在座的老板们提醒一句，等下我要讲一下人才使用问题，你们现在招聘动不动就要英语好，干什么呢？在厕所里讲英语？需要吗？要计算机好？说会计算机就是文盲，这又是一个误区！我现在是教授，我顾不上搞计算机，可，浙大搞计算机的就特别敬佩我、巴结我：郑强，你材料搞得这么好，我给你点计算机，你去用用玩玩，今后搞材料与我们合作合作，我们也可沾点光。物质世界不是算出来的，算能把肚子算饱吗？现在我国搞了点软件，很多精英 ──年轻人都跑到计算机行业去打工，自己成不了材，可惜啊！不像我一直在做材料的教授，光荣得很！我们浙大就一个计算机院士潘云鹤，浙大的计算机在全国排在第几呢？浙大最好的学生都去学计算机了，我常呼吁：这是在害人！我的同学现在在美国都在卖菜、卖中药，成不了材，他们现在倒是非常羡慕我在国内搞得这么好。他们的钱是稍微比我多一点,但是我现在中国过的日子比他们在美国过得好！由此可见，这不是钱就能解决的问题。我到日本留学时受了许多苦，这次我到英国大学见到了十几个中国留学生，他们都向我诉苦：每天只睡４个小时！浙大有很多老教授，夫妻两个连走路都走不动了，孩子却在美国。我认为中国人的民族心理这几年扭曲到什么程度了！外国人不理解，认为中国人有病：为什么夫妻不在一起，而是一方在国外、一方和孩子在国内，中国人这是何苦呢？！父母老了，是否需要人服侍？在国外的，是否想念父母呢？回答是肯定的，但不知是为了撑什么面子？！中国穷得这副样子，我可以公开告诉大家，我这次是跟浙大的最高人物一起去日本的──因为我日本留了这么长时间的学，在日本，我只能请他吃一碗面：一天晚上，请了８个教授一个人一碗酱油面，就花了我1000元人民币！所以，我在日本就呆不住，像我这样的人，我现在就不愿出国，去１０天可以,去１个月我就受不了！言归正传，现在的孩子学英语，但父母都不会讲英语，我的一个朋友的女儿在美国学了英语，回来就忘记了，这就是语言的特点。语言没有环境，就学不好。所以，第一，要取消六级，让孩子们放松；第二，大学一年级开始的叁个月像军训那样突击一下英语，马上过关，然后就任其自然。你看我，从高中开始学英语，大学学，硕士学，博士学，花了我多少精力！你说中国人怎么做得出高科技的研究成果？我这几天就教训我手下的几位女学生，问她们在干什么，看不到人影，一天到晚考这样、考那样的，到美国去干什么？在国内要干的事多着呢！你整天考英语，美国人连报个名都要收你们的钱，日本人也是如此，中国学生到日本去要交手续费，到日本留学是为日本人打工，好不容易挣点钱交了学费，读完博士在日本的公司就职，当劳动力，挣了一笔钱后要回国了就买了家电，把钱全给了日本人。你们都没有注意这件事，这里面都是经济问题。这就是素质教育到底是什么。

现在有这样一个现象：大学叁年级时有42名学生，毕业时只剩15人了，其他人全部不能毕业。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在大学里玩。这就是中小学教育的失败！中小学的教育就是听话，老师管干部，干部管同学，孩子们都学会了成年化的处世方式，这是害人啊！这样强迫性地做了一些好事后，没有把做好事与做人准则结合起来去培养，而只学会了拍马屁、讨老师喜欢、说**话。上次电视上就曾经播出，一个小孩得了个奖，主诗人问他最愿意说什么，他说：我最愿意跟江爷爷说：我向你报告！江爷爷是谁？还不是老师教的！孩子们在中小学活得很累，到了大学就没人管了，所以就要玩，就要谈恋爱。我们系有个男生，跟四川一个女孩谈恋爱，前几天班主任向我汇报，上个月跑回去20天看他女朋友，这还得了！这是为什么？这就是从小教育的结果！

我的儿子在班上就有６个女同学有记录的特权，记录哪个男同学动了。有了６次记录后，男同学就得写检查，家长也要跟着写检查。我第一次写时很难受，怎么能做这种事呢？后来就习惯了。到了星期五就问儿子：这个星期要不要写？反正脸皮也厚了，写就写吧。问题是，实际上他只违反了一次纪律就同时被６个女孩子看见了，这也算６次！但是，我并不为我儿子担心，我认为：他受这点挫折也好、压抑也好，对他一生的成长有好处；而我恰恰担心的是那６个女同学，以后怎么能够经历得打击和挫折！这样的教育是很令人深思的。所以，我作为一个博士生导师,我从来是看人不看学历的，学历不等于能力。你们现在的招聘动不动就要高学历，我就是要批判这样做。我提出一个命名，叫消费学历──就是滥用学历。现在提拔干部也同样，不看他的身体，到了60岁，有些身体特别棒且有能力的人也要让他退休；而有的人叁、四十岁得了肝炎，还得让他干，这就是一刀切。招聘时也总是看学历。

学历是指一个人读书还可以，并不能代表他能够当你的经营人员、开发人员。我们有很多同学成绩好，却什么都做不了。在我们大学像我这种程度的人，招博士生是从来不看成绩的，成绩算什么！现在我从事的这个领域在中国有叁个杰出的人才，当初在读研究生时都补考过，而成绩考得好的几个人却都跑到美国去卖中药了，这说明了什么问题？作老板的可不能这样啊！现在浙大有规定，有博士点的，留校就必须全部留博士生而不准留硕士生，这样，仪器就没有人去操作。人才的梯队一定要合理，而不要认为教授就是万能的、博士就是万能的。

中国的教体系就是让每一个老百姓都充满希望和理想，教育孩子们要树立远大的理想。实际上，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扫地能扫好，也应该受到尊重；打扫厕所能打扫干净，也应该受到尊重，不能动不动就要高学历。我要提醒的是：在国外可不是这样，反之，美国、日本的博士就很难找到工作，为什么？因为老板心疼钱，招了博士要给他高工资，而他能做什么用呢？这是个具体问题。我不知道现在的组织部长、人事处长在干什么，真的是在选女婿吗？找这么高学历的人干什么呢？现在，中国的大学提出要培养高层次的人才，我说这话错了，中国现在教育特点应该是让全民得到教育，而不是去培养少数的专门人才。上次全国的化学奥林匹克竞赛在杭州举行，是浙大主办的，学校说来了这么多高校的人挖人才，浙大也要派人去挖，于是派我去了。我去讲了话，我毫不客气地说：进这扇门，我的心情是又高兴又沉重。你们把孩子们搞坏了！为什么？我国搞奥林匹克竞赛──中小学叫奥赛班是举国体制，就是为了得到世界上的一个荣誉！而在美国、日本、西欧国家就只有一个学校，叫Play-again就是搞着玩的。难道有一个学生得了奥林匹克的冠军，就说明中国的教育好吗？不是，它不能代表我国的真实情况。在那些非重点学校里，有多少孩子在外面赌博、打游戏机！这就是我国教育的一种误区。

我指出：如果作为一个教授来做这样的事，在座的人都感到心痛！作为父母，我们绝不能这样宠爱自己的孩子，把这些孩子当宝贝一样。化学的奥林匹克竞赛，清华、北大的教授来了一大堆，我们今天是在做一件害孩子的事！我的话讲完后，主诗人要下面哪个大学的教授接着讲，他们都不敢上台讲了。请扪心自问：我们这样做对吗？奥林匹克竞赛的结果在浙大的一个现象是：在中学学得好的、保送的，到了大学叁年级成绩都降下去了，孩子这么小，怎么能分等级呢？其实，他们根本就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成长的路程还长得很，后天的努力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始终对孩子、对学生都是鼓励的。

我们系里有一个女同学，我看到她一天到晚没有笑脸，就是为了得到那个高分数、为了得到高额的奖学金，我感到很痛心！我说：你这是在用青春买荣誉、买光环，你今后的心灵是要受到创伤的！我希望她不要看重明年从第１名掉到第２名，后年从第２名掉到第３名。我这个老师当得怪吧，我不是要求她往上走，而是往下走，我这是在救她！昨天，我的孩子参加环湖跑，我对他说：你不要去争第１名，慢慢跑。不是说我不要孩子上进，而是这些老师在干什么？让５-６岁、７-８岁的孩子跑4000米，为了争得那个第一，把孩子的身体都跑坏了。我之所以长的矮，就是因为我在５岁时早晨起床跑步，骨质过早钙化了。现在懂科学了，就知道了，小孩子不能随便大运动量地运动。可是求是小学每天早上第一节课就是把全校的孩子弄到街上去跑步，刚刚吃了早饭，能量还没有发挥，能量是要用到脑子上的，要上一天的课。可早上的跑步就让能量消耗了，这不科学！还有，沿着马路跑步，汽车尾汽对孩子的健康是很有损害的。这样的教育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敢讲一点：我们浙大有很多教授就被小学老师教育得像儿子一样，小学老师每次开会的第一句话就是：亲爱的家长同志们：孩子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每次都讲这些话，然后就说：你们不懂科学、不懂教育。我心里就在想：孩子都是你们教育了送到我们手上来的，我就非常担心，孩子的心灵从小让你们这么一整就麻烦了。我觉得我现在最对不起的就是我小学、中学、大学的同学们。我从小干部当惯了，一直在管人，到现在我心里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那时被我管过的这些同学，不管他们现在是在开出租车还是在干啥，都非常有成就。所以，怎样把孩子培养好，从小让他有一个健康的心理，这比成绩还重要。何况各位家长，你们由于自己的学历低些，总是希望孩子出头，我也知道有些家长在双休日的上午、下午、晚上都要安排孩子参加各种各样的学习，把孩子完全拖垮了，其结果孩子是要厌恶的。过早弹钢琴的人，除非他真正是个音乐家，十有八、九到了中途都会厌恶，这就是逆反心理学。所以，你们不能这么干，这么干是摧残人才，这是我今天讲的，为人才的培养谈一些自己的看法。科技到底该干什么？高科技到底该干什么？如果我是科技部长，该玩的就玩，就像陈景润，他就是玩。陈景润如果是处在今天的中国，他绝对是要去讨饭的，因为他不会去搞产业化，他的英语也不好，他说话都不流利，中文都讲不好，按现在标准，他是个文盲，还谈什么教授！

日本人就是喜欢美国人，我跟日本人说：你们这个民族爱谁，谁就要向你们扔原子弹。日本人就是喜欢黑人也不喜欢中国人。现在在日本奖学金最高的是美国人、欧美人；第二是韩国人、台湾人；第三是巴基斯坦人、马来西亚人；第四是印度人、非洲国家的人；第五才轮到中国人。我就特别对我们的女教授、女同学说：在日本人面前一句日文都不要讲，会也不要讲；日本人一听说你讲英文，特别是看到中国女孩讲英文，腿都要发软，这是真的！日本人不知道龙井茶，而只知道乌龙茶，就因为旭日升乌龙茶的广告宣传。日本人在开始做乌龙茶广告时找了6个最漂亮的中国女孩，日本人就从这个广告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女性的漂亮是因为喝了乌龙茶。所以，日本人特别崇尚乌龙茶，而不知道龙井茶。日本就是崇尚欧美，谁能讲英语，谁就是老大。日本首相森嘉郎不会英语，但为了表现自己会英语，就叫秘书安排了一套程序，准备在冲绳开政府间合作会议时，见到克林顿用英语问候一下。但是日本人讲英语很糟糕，森喜郎见到克林顿，将Howareyou!说成了 Whoareyou?，克林顿以为这是森喜郎在跟他幽默：我明明是美国总统，他还不知道吗？他为什么还这么问我？我今天也跟他来个幽默： IamhusbandofHilary.（我是希拉里的丈夫），森喜郎不管克林顿怎么说，就忙按照程序回答：Toome.、Metoo.，克林顿想你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我老婆怎么变成你老婆了？这在日本就成了个大笑话！

最近，我们在办高新科技园区，就国家的投资而言，我们的领导的意见往往是去追世界潮流：想去建世界一流的国家，达到一流的水平。我非常惭愧地向大家谴责一下自己：我们中国的教授很多拿了国家的钱就像小孩搞家家一样，把钱用完了，就写点文章，塞在抽屉里，一点用都没有，就向领导报告：我做完了。这很对不起国家的钱！说实话，应该弄清楚哪些是搞着玩的，哪些是对企业有帮助的，这一点我们没有做好。

日本、韩国的科技进步就是在于针对性非常强。现在有一个现象：所有的企业家到了浙大就问我：郑教授，现在有什么能赚钱的项目？给我们吧！其实，你们太不了解了，教授是完全是远离市场的，根本不知道市场是什么！他只是在搞游戏，玩家家，想一些新玩意，不要以为教授什么都有！当然，这不能怪你们，因为今天中国的生产力的发展，还没有到让我们的老板们具备很高的意识。刚才何先生就讲得很好，在目前的阶段，中国还有假货的话，就不能指望做假的人有什么超前的科技需求，他赚一把是一把。但是，当中国的经济秩序真正完善以后，造假绝对活不下去！现在在日本就没有人敢造假，只要稍微有一点点造假，马上就完蛋。中国总有一天要进入到有序的阶段，一有序，造假的人肯定活不下去。企业能不能生存，说到底就是看你有没有绝招。这个绝招，第一是产品的特色；第二是科技的含量。上次我毫不客气地对张德江书记说：浙江要建经济大省，文化强省，但是大不等于强，民富不等于国强。科威特有的是钱，伊拉克要打垮它就打垮了，这是很简单的事。我说：经济强省应该有下列标志。我问张书记：第一，浙江省现在的经济总量中有多少具有科技的含量？第二，浙江省目前的经济有几个是关系到中国国民经济命脉的、民生的、大的工业？第三，浙江的经济真的有一天在亚洲金融风暴来临时能抗得住吗？这些浙江省都有问题。浙江的市场发育得很完全，但如果我是外省人，如果哪一天我自己那里方便了，我为什么还要跑到你这儿买？现在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浙江市场里卖假货的很多，要么走私、要么卖假，这几年就是这样发起来的。如果不是这样，再过几年，辽宁的人要货在北京买就行，何必再跑到你浙江来买，如果不到你这儿买你怎么办？现在浙江称为塑料大省，全国三分之一的塑料制品产在浙江，上次在余姚，就召开过塑料科技大会。浙江的西服很多，像杉杉西服等，还有娃哈哈。但是，请各位注意：西服、果奶不是民生大计！千岛湖的农夫山泉是好，但水什么地方没有？这就是问题。另外，温州经验好不好？好！但如果我是国家主席，我可不会在全国搞温州经验。温州经验说到底是民族经济全部被国外吃掉。你的资本算什么，温州老板的那点钱与日本老板相比就不算钱，马上会被吃掉，而且技术含量极低。我去了温州好几次，看到的都是家庭工厂，与现代企业能比吗？此外，把西部的博士挖过来，用高薪养起来，这些都不能算是集约经营和规模经营，这些都是危机！但是我们却尽唱高调。

那天，我最后是带着感情与张德江谈的：我是爱浙江的，作为一个教师，我教育学生习惯了，我认为对待学生最好的方式就是从教育的角度讲他，而不是去夸他长得好、今后要当科学家，这都是害人的话。所以我愿意对张书记提点意见。再进一步，老板会提问：郑教授，我现在做的这些，你看看结合你的知识能否给我改进一下？我认为这样的提问是最好的。上次我们青年教授到天台去，天台是个穷地方，前面11个教授都讲IT产业，讲得那些企业家第二天都要来搞通讯行业了。我最后发言：前面的人讲的话又把你们害苦了。你们这么穷的地方怎么搞得过宁波、杭州？你们应该把本地的东西通过我们的先进思想和技术改造好，做得更好一点。所以我希望我们的企业家在下次见到教授时提出这类问题，你们就进步了。真正的科技产业进步的源泉在你们，而不在教授。当你们有钱了、有产业规模了该怎么办，就应该学学日本。

我国现在到底需要什么？软件搞得这么红火，但我们并不需要软件。其实，我们现在的软件搞不过印度。美国硅谷一大半的人才是从印度去的。但印度的国防部长常常惊骇这三、四年来与中国的差距--他是从奥运会得了一块金牌谈起的，国民总产值才是中国的三分之一，人口与中国差不多，而粮食产量却连中国的一半都不到。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材料，是制造与控制。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有，我这次到韩国看了真是痛心，在韩国的街上见不到一辆外国的进口车，绝对没有！我又听说现代企业的生产量比我国的桑塔纳、长春、武汉、富康的总和还多，且他们所有制造汽车的精密仪器全部都是国产的。而我们的这些部分却全部是进口的，没有一样是自己的。人家想做什么，什么都能做好，我们却是想做什么，什么都做不成。归根结底，不是靠我们的软件，搞计算机的人什么都会玩，上次到天台演示房子设计的动态，把房地产公司的人看傻眼了。其实，这都是哄人的，房子要造起来还是要靠材料，靠造房子的人。

现在我国在这两方面是最薄弱的。高等学校投了几十个亿买研究设备，但这些设备90％都是进口的，没有一样是国产的。买来的时候觉得很了不得，可以哄领导，但是若有哪个学生把仪器弄坏了，就死了，我们国内的企业没有一家敢修仪器的，即使一个很简单的实验仪器国内也没有一家工厂能够生产，这就是我国现在整个民族工业的一个缩影！我们不愿意踏实地来做这些工作，而只是做了很多表面文章，既生产不出材料，也没有先进的制造工艺。我的这个观点得到了大多数教授的拥护。但是，要求省里的科委主任把钱投到材料和制造工艺这两方面，他就不干，他要做世界第一流的纳米。说到底，这都是些表面现象，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人们的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我们民族已经没有这个精神了。

我们现在想的只是卖得越多越好。这次校长、书记在日本，见到东京名古屋大学的校长，他提了个问题：我们都属于东方文化，现在就要召集大家来讨论怎样保护东方文化，保护东方文化的特色。大家知道，生物是多样化的，世界上若只有美国人就没有味道。日本人说：我们培养的很多人也到美国去了，当是他们很惊讶，你们的7位中国校长一致认为这种现象没有关系，这是国际化。日本人这番话引起了我的深思：我们中国没有一点本钱来谈我们的人才储备敢与日本比，但是，我们所表现出了一种莫明奇妙的胸怀。比如，日本的许多大学为什么能得到许多捐款，就是因为捐款的人对母校有感情，对社会有报答。哪一个日本大学为日本的财团或企业输送的高级人才越多，所得到的奖学金就越多。

现在，教育界有一种反思，清华大学自建校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完全实现了她当初的办学宗旨：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预备学校。如果我是中国的纳税人，我怎么能想得通，我国国民花那么多钱投入到这个学校，可它培养的人却都跑到美国去了，为他们服务了。可是你有没有看到美国政府为我国哪个大学捐过点钱？你们体现出这么一种胸怀是什么意思呢？你们到韩国、日本、新加坡去看看，你们就知道中国人在精神上垮到了什么地步！我恨日本人，我到日本是作为日本大使馆面试的中国最杰出的博士生去的，当时在四川只选了我一个人，我到日本拿的奖学金都被告知不要告诉日本人，怕日本人嫉妒，他们就是要培养。但是我到日本是越培养越恨，神坂大地震时我正在日本，我是中国留学生的领导，那时死了许多中国人，其中杭州人最多，就因为日本人先救日本人，根本顾不上救中国人！在日本空港，日本国民的进港通道有8个，而仅给外国人留一个，你得排队，等日本人全部走完了，他再转换牌子，让外国人再进来。中国人为什么这些年都往外跑，最重要的是要让国民自己爱自己国家。在广西，美国人的骨头埋了几十年，还叫中国农民去找，把美国人的骨头找到了，放在棺材里，送回到白宫，举行隆重的仪式、行军礼，这怎么能让美国人不自豪？反之，当找美国人骨头的中国农民在寻找时摔了一跤，骨头摔坏了，给200元钱就打发回家了，连劳动模范都没给人家，你怎么能让你的国民爱这个国家，有自尊的呢？！如果我是杭州的市长，我绝对不是狭隘的民族自尊心--如果杭州有什么灾难，我就首先把杭州的老百姓安排在香格里拉，让外国人在外面排队！（掌声！）这样，你才会让你的国民爱自己的国家！一个日本的农民跑到峨嵋山去玩，骨头摔断了，你就用中国空军的直升飞机去救他，而在日本大学一名中国留学生在宿舍里死了7天才被发现；名古屋大学的一对中国博士夫妇和孩子误食有毒磨菇，孩子和母亲死了，父亲则是重症肝炎，在名古屋大学医学院的门诊室等了12个小时，也没有一个日本教授来看望！而你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友好，以为自己很大度，实际上是被人家耻笑，笑你的无知！你们这个民族贱！我们不能这样！我们的领导人跑到国外去访问，看到有几个人在欢迎他们，就感到挺有面子；而外国来了个什么人物，都是警车开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让我们中国人感到是自豪还是悲哀？

所有这些，对教育工作来讲，都是深层次的问题。所以我经常讲，我作为一位自然科学工作者，我教育我的学生，首先是学会做人，没有这些，你学了高分子，外语都是花架子，你不是一个完整的人。怎样建立一个科技体系？在国外，这个部分不是大学办的，我坚信，目前教授＋商人的这种状态，过20年后会改变。在国外，没有哪个教授是既当公司经理又当教授的，这种现象极少，只有中国有！这就算是国情吧。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既要办公司，又要当教授，能当好吗？我不否认有这类特殊人才，很少见。关键是把大学教授神化了，让他们全部面向产业界，缺少了中间地带，这是中国目前最大的一个缺陷。省里的研究院，部里的研究院一事无成，为什么？他们是官僚，是企业出钱养的官僚！我认为今后企业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把他们直接作为企业法人结合在一起。日本三菱公司的研究院，富士研究所在日本是具备最好条件的研究院，他们不发表文章，就是专门做能与产业结合的项目。这是一句口号：吃着、端着、看着，吃着的－－企业正在干的；端着的－－产业开发做的；看着的－－前瞻性的东西、超前的学术研究让大学去做，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但是，要做好这件事，我认为财团和经营界的介入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要建立一种体系，让这些信息能够互通与共享。浙江的企业家现在在做什么？上次省委领导谈话时，我提了个口号：现在是千载难逢。我们浙江有一个优势--有钱，如果浙江的老板们有一点前瞻性的话，你们应该考虑到科技的投资和投入，就是为你们的子孙后代也要做这个事。表面上看你把好不容易赚的钱投了一点，但也许在5年、10年后你就会看到实效，这就是怎样确立一种高瞻远瞩的观念。一个观念或是一个问题：是不是技术越新越好？今天谈的就都是提醒大家的。大家注意：大学教授可以玩这个，但企业家就不能玩这个。技术并不是越新越好，技术要有储备。日本的企业现在卖的东西大都是10年或15年前的技术，好东西他不拿出来，他要等到现有的技术把成本收回并获得尽可能高额的利润以后才会拿出来。其次，我的对手什么时候推出新东西时，我才会出手。不要以为你今天好不容易搞了生产线，明天又有新的了，你的钱还没赚到就换新的，有什么用？我这次到日本刚好谈到悬浮列车--即使何先生在我也要说，这是中国人又在玩高新科技。悬浮列车目前在理论上都还不成熟。日本现在最完善，最经济的就是新干线。从经济和市场的概念来讲，越先进的东西，风险越大，有可能得到的回报就越少。日本的住宅还没有声控电灯，而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经走得够快了，大宇汽车公司的倒闭给我们中国留下最重要的警示是：大宇丢掉了特色。我们的老板不要包里有了钱就想膨胀，这是极其危险的！这实际上是投机心理在头脑里作怪。你们就不自信：害怕哪一天吃不上饭，先找个尾巴、抓根救命稻草。这个心理要解决，为什么不自信？你现在的东西是否在全国属于数得上的特色？这是非常重要的，现在的模仿秀很多，但全是没有生命的。如同唱歌能闭得上眼睛听出这是谁的歌声，这就是特色了。这一点我提醒在座的各位企业家，一定不能丢了自己的特色去学别人，如化工的上水管道PPR，浙江省待批的就有33项！嘉兴的老板找我说：给你20万，你帮我上马。我想这还得了，排队的就已经有这么多了。这些都不对，一定要有特色这样一个深刻观念。我讲这些是给大家一些建议。

我刚才讲的是机遇，就是我们浙江省在有了一定的经济储备后，能不能在教育、科技上掀起一个投资。我只告诉大家：人活在世上，钱固然重要，但钱不是最重要的。高分子学科在全国的13个院士中有7个是从我们浙江大学高分子学科毕业的。这次我通过省委宣传部同意，准备在浙江大学建立第一座高分子的科技大楼。校长批给我800万，让我去捐300万，我立刻就从海外的华侨、华人那儿捐到了。这次我不是为钱，而是想在世纪来临之际立个丰碑，这也是通过省委宣传部同意的。这一次他们说我把浙大的牌子给卖了，且卖得太便宜了：一个人捐1000元钱就可以刻上名字，刻个墓碑都不值这点钱，北京大学100年校庆时，在一把椅子后面刻个名字还收5000元钱。这次新大楼修好后要刻个碑或在墙上刻名牌，个人收1000元，单位收5000元。对此，潘校长就很赞成，这体现了社会各界对浙江大学，对全国教育的一种支持。这件事现在搞得很热烈，杭州有好几个企业都是20万、20万的。我们不需要这么多钱，我们只需要体现浙江的企业家对浙江人才培养的一种真正的观念上的变化。现在出现这种情况：有的人把自己的儿子、孙子的名字刻上了，他这么做自有理：你的名字已经留在浙江大学了，你要努力学习。我也赞成这样做。今天，我就借此机会把这件事向各位通报一下。我今天讲的，一个是高分子的介绍，另外是把我对科技、教育、社会等方面的一些思考奉献给大家。主要是跟大学一起交流，有不对的地方，希望在座的各位老同志、各位企业家、各位领导对我批评指正。希望大家加强联系，谢谢大家！

[编者按]一家之言，仅供大家参考。

把小白鼠分装在两个箱子里，一个箱子有门，另一个没有。然后对两个箱子里的白鼠进行电击。有门的那个箱子的小白老鼠一受电击，立刻奔向小门逃走；无门的那个箱子里的小白鼠，在受电击后当然四处狂奔，结果只能撞在箱壁上，直撞得精疲力尽甚至昏死过去。有门的小白鼠，不管进行多少次电击，照样从小门逃走；而无门的小白鼠，在反复进行电击之后，反应的激烈程度会越来越低、对电击的感觉会越来越迟钝。最后竟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白鼠们趴在箱底，隨你加大电击强度，哪怕鼠毛烧焦，冒出阵阵难闻的气味也不逃跑，只是一动不动地瞪着一双无神的眼睛望着上方，这真是一幅惨不忍睹的图画。

原本一样的机灵可爱的小白鼠，仅仅是分别处在有逃跑之门和无逃跑之门两种不同的箱子里，在施加相同的电击之后，一组小白鼠反应越来越敏捷，在受电击的瞬间逃得无影无踪，絲毫不受电击的伤害；而另一组经过没有逃跑之门的封闭环境的“改造”之后，变得麻木不仁，甚至连上天赋予动物的受到伤害时逃跑的本能都会消失，它们只是黙黙地忍受伤害，那怕这种伤害是如此之深重、恐怖。两组白鼠的区别仅仅是处于不同的“地理环境”之中，竟会导至如此巨大的行为反差。（箱子对于小白鼠而言就是一种地理环境。）

这个实验结果实在太恐怖了，也太发人深省了！

在动物世界当中，同类间的生存竟争永远是残酷的，电视节目里的“动物世界”栏目已经给了我们太多的启示。弱肉強食，适者生存是生物界永恒的规律。这个规律对人也同样有效。在这个永恒的规律支配下，初始条件完全相同的人，由于地理环境的开放与封闭的不同，文明的进化方向是不是也会表现出不同？在受到电击时，人的行为会和小白鼠相类似吗？当然人和小白鼠是有区别的，人不但生活在物质世界里，还有独属于人的精神世界。

看看地图，中国的黄河以及后来渐次开发出来的长江流域，对于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古人而言，竟不折不扣是一只硕大无比的而又没有逃跑之门的箱子！东边是海、北边西边是戈壁、南边是喜玛拉雅山和充满瘴气和毒虫的原始森林。中国文明的初始态是农耕及隨后产生的井田制（一个灌溉用的井周围环绕着农田，现代的搬家公司甚至可以搬动整座楼房，可有谁能搬动井？），这种生话方式使庶民的居所高度固定，逃跑者容易暴露、容易缉拿。再加上地理环境的封闭，这意味着生活在这个大箱子里的人的宿命是在遭到“电击”时，绝对找不到可供逃跑的“自由之门”的！

隨看竞争的展开，人群中最终一定会产生相对强者，相对强者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必将“电击”弱者，对于来自相对强者的“电击”，没有逃跑之门的弱者的反应会越来越迟钝，直至和小白鼠相彷彿。隨着社会尺度的趋大化，强者将愈强，弱者将愈弱，在机缘巧合下就会出现绝对强者！大禹可能是有文献记载的第一个绝对強者，这就是中央集权的雛形。在这个前提下产生的文化必是适应黙黙忍受“电击”的麻木不仁的文化。在这种文化气氛中产生的宗教必是一种寻租式宗教，它的终极目的是祈求“电击”不要打到我头上。这种文化最终将体现一个特征，缺乏绝对的、永恒的、无上的价值至高点！（详见拙作美国的起源）从而使心灵上的自由之门也慢慢关闭了，在受到“电击”后连逃离的欲塑都将消失殆尽，从而进入一个恶性互动的封闭圈！我敢断言，中国文明至少在四千年前就走上了一条进化的死胡同，如果没有外力的干预，中国文明必将在磨道中永无休止地循环下去。

再看环地中海的欧州文明。欧州文明的初始态是遊牧，后来转为半遊牧半农耕，从未产生过居所高度固定的井田制，居所流动性大。至少在三千年前，环地中海文明是城邦制，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再加上郊区即是城邦也就是国家，城邦的居民如果不幸受到“电击”，步行就可以方便地逃跑，由于遊牧方式使逃跑者不易暴露，不易缉拿，国家又小，很容易逃离“电击圈”，到处都是自由之门。在这种受到“电击”立即落荒而逃的文化气氛当中产生的宗教必是人与神平等互动式的宗教，因为宗教的终极内涵是对“人的相容性与排它性的最完美的平衡态的极限”的追求。上帝就是人的相容性与排它性的最完美的平衡态的极限的表现形式。既然是一种平衡态的追求，那么这种文化气氛必将产生人与神共同尊循的永恒、绝对、无上的价值至高点。因为如果只是人尊循而神不尊循那就失衡了。从而为受“电击”者提供逃离世俗权力罗网的精神动力，使得逃离电击的动作越来越快，越来越没有顾忌，这就叫做良性互动。

地中海一带所有的国家按中国人的眼光看都是蕞尔小国，比如被誉为现代文明起源的雅典城邦才仅仅四万人。在遭到“电击”就落荒而逃的文化气氛里成長的区区四万人，竟能对几十个世纪之后的地球产生如此震撼的影响，无论是宗教、哲学、文学、艺术、自然科学还是法律、乃至政治体制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人数那么少而影响那么大，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怪事。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怪事？能否这样解释：城邦制下的人犹如有逃跑之门箱子里的小白鼠，无论受多少次“电击”，也永远鲜活如初。而且“电击”会促动人去思考怎样才能不产生“电源”，从而不可能再有“电击” 出现。久而久之，（因为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在那种受到“电击”永远鲜活如初的人中间终会找到一种一劳永逸消除“电击”出现的办法，这个办法的终极目的就是铲除“电源”，即杜绝绝对强者得以产生的源头（当今民主国家限制最高行政长官的任期，不管他建立了怎样的不世之勋到时也必须下台，原因就在于此。）—— 雅典的民主制。在民主制下，每个人的聪明才智都可以得到最大化的发挥，所以才能取得那样高的文明成果。这才真正叫做“一个顶一万个”！

回过头来看中國人，中国人从国王皇帝到庶民，自古讲究大一统，大一统说白了就是井田制的无限扩大化。一直到今天还有许多追求民主的志士仁人梦寐以求大一统，似乎嫌没有门的箱子太小，容纳的可怜的小白鼠还不够多。

至少写作于二千五百年前甚至更早的“诗经”就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说明至少从二千五百年前，黄河流域就已被严絲合缝地，最终整合成一个没有逃跑之门的大箱子了，並已经深入人心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如何黙黙忍受“电击”的理论。再联想四千年前从大禹手上就开始起步的国家虚化历程（详见拙作“汉奸的起源”），可怜的中华民族啊！整整四十个世纪，难以想像的漫长岁月—— 当你遭受一次又一次“电击”，从地理到心灵，哪里有可供逃跑的自由之门？可怜的无路可逃的庶民，最终就像上文所说的那群没有自由之门的白鼠那样，趴在箱底，隨你加大电击强度，哪怕鼠毛烧焦，冒出阵阵难闻的气味也不逃跑，只是一动不动地瞪着一双无神的眼睛望着上方。这真是一幅惨不忍睹的图画。

人与白鼠毕竟不同，是有主观能动性的。当人意识到主观能动性不可能用于规避“电击”时，有头脑的人转而会去适应“电击”，会转而去发掘“电击”中的快感以求安之若饴！这就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就像犬儒主义者高喊：“痛苦啊，你並不是坏事”一样。所以把痛苦变成欢乐是中国人在无可奈何之中的悲惨发明！

我们就来看看古往今来中国那些有思想的人是如何发掘“电击快感”的。

例一，二千二百年前的韩非写的文章里大力表彰了一个叫和氏的人，和氏就是发现大名鼎鼎的“和氏璧”的那个人；和氏璧就是泰王说要拿出十五座城交换，拿到了王璧之后又食言，幸亏蔺相如机智才算没上秦王的当，还留下了完璧归赵的成语的那块玉。韩非说：“楚人和氏得玉璞荊山中，奉而献之厉王被而刖其左足。武王即位，和又献之武王而被刖其右足。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哭于楚山之下，三天三夜，泪尽而继之以血。王闻之，使人问其故。和曰：‘吾非悲刖也。悲乎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拿现代话说就是：我不是为自己的脚被砍掉而伤心。只要君王能识宝，砍去双脚是我心甘情愿的。我的双脚本来没什么别的用处，长在身上就是为了让君王今天不高兴砍去一只，明天不高兴再砍去一只。只要君王知道我有多么忠心耿耿，他想砍多少就砍多少，只恨爹娘没给我多生几只脚。如果君王不砍我的脚而砍别人的脚，我会嫉妒得发疯的。为了被多砍两次，我宁愿是四只脚的猪狗、八只脚的螃蟹、一百只脚的蜈蚣。我最痛心的是君王不知道我被砍脚是我心甘情愿的，我最寝食不安的是君王不明白我的忠心，我最忧心如焚的是君王以为我被砍了脚会对他怀恨在心──如果君王为此而不安心，那我就万死莫赎了。

多么死心踏地的奴性啊！要“电击”多少次才能造就这种奴牲？如此扭曲如此无以复加的受虐狂的内心独白，却被韩非当成了哀惋凄切、感天动地的忠心表白！天纵奇才的韩非对“电击”快感的发掘多么深入啊！足以让人目瞪口呆。二千二百年前的韩非发掘“电击”快感的水平绝对达到了“最高最活”的层次，后来者不可能超越他，不过是亦步亦趋而已。

例二，满清入关改变了中国历史。时至满清已灭亡了九十多年的今天，电视节目里仍然是滿台的大辫子转来转去，吊着根猪尾巴，胁肩谄笑，令人噁心，用北京方言说，这叫德行散大发啦。可是且慢，君莫小觑，这在当今可是名利双收的最时髦的形象，简直可以直追当年杨贵妃，席捲明皇对三千嫔妃的宠爱于一身之后，“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的气势！若当年“革命军”作者邹容先生从天堂来尘世一遊，立马能背过气去，辛亥革命算是白干了。

辫子吊在中国男人的头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满清入关后曾对汉人发布过两条禁令：一是禁止汉人女人缠足；二是禁止汉人男人留全髪。中国人信奉“身体髮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的古训，明朝之前是把所有头髮全留下来盘到头上。满人下令把耳朵前的那一半剃掉，耳朵后的那一半留下结辫子垂在背后。就为这一半头髮引来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百万人死亡。柏杨先生对此颇有一番议论，说滿人铁蹄横扫大半个中国时老百姓无动于衷，好像在看热闹。可是当满人下令剃去男人一半头髮时却突然怒吼了，因为这道禁令侵犯了“身体髮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的古训云云。

奇怪的是恪守古训的中國古人似乎认定女人的脚不是“受之父母”的，故而可以任意毁伤，爱怎么虐待、折腾，悉听尊便。同样，中国人对满人禁止汉人女人缠足的命令也似乎置若罔闻，直到辛亥革命五十多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还是满街的小脚老太太，任何隐私在她们面前无所遁形，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小脚侦揖队”的由来。而对满人下的另一道剃发令，中国人则诚惶诚恐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满清已灭亡近一百年后，还要战战惊惊不忘先皇令諭，吊着根猪尾巴满台转，那副尊容打开电视机就能看到。剃髮令和禁缠令执行情况何来这么大的差别？原因很简単，满清对剃发全进行了猛烈“电击”，真猛烈程度足以让汉人三十生难忘！（我意三生难忘恐力度不足故改为三十生）而禁缠令只是说说而已。所以中国那些有思想的人对剃发令的 “电击”快感发掘得极其彻底，足以和老祖宗韩非有得一比，故而至今犹恋恋不舍。至于禁缠令，並未受“电击”，无从发掘“电击快感”，也就了亦不了，不了亦了啦。

奴性就是这样起源了。

结论：奴性就是从一个没有逃跑之门的箱子里去发掘受“电击”时的快感当中起源的。

希望房价涨的：有房子的、炒房子的、KFS、地方政府、地方媒体、热钱
　　　　希望房价跌的：没房子的
　　　　希望房价稳定、健康的：中央
　　　　
　　　　经过03、04年的疯涨，中国各大城市的房价，实际已在高位运行，脑子正常的，都不会认为现在房价太低吧，楼市这支股票，已经从1涨到了100，有人从经济规律分析，该跌了吧，当然也有人认为楼市这支股票也许还会涨到200。楼市这支股票，到底怎么走，情况确实复杂，说涨说跌的，各有理由，有从纯经济学层面分析的，有从市场需求层面分析的，有从土地角度分析的，有从政策角度分析的，有从成本角度分析的，有从历史角度分析的，有从政治角度分析的...总之，总之，实在是太复杂了。
　　　　
　　　　中国的国情比较特殊，我们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对经济的影响远大于其他完全市场经济的国家，因此，凡事从纯经济的角度来说，是不太合理的，用政治＋经济的方式来分析，往往要可靠得多，因此将其中的经济、市场、金融、土地、成本合并为经济角度，将政策、政治、历史合并为政治角度。
　　　　
　　　　先从政治的角度分析：稳定压倒一切，相信大家对这句话不会太陌生。金融系统的稳定对社会的稳定是致命的，中国的房地产业的发展是银行信贷资金支撑的，房地产行业又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占用的资金量太大，如果楼市不稳定，将直接影响国家金融系统的稳定。这也是“房地产套牢中国”的理论基础。楼市暴涨暴跌都不是稳定，都不符合国家的利益，也是中央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经过03、04年的暴涨之后，国家金融系统的风险就不用说，就两个字：奇高。 97年泰国金融危机的时候，国际热钱进入泰国之后首选的行业就是房地产，联系到人民币汇率，国际热钱，中国6000多亿美圆的外汇储备，中央今年出台一系列政策的原因和目的就再清楚不过了：通过抑制楼市来降低国家金融系统的风险。
　　　　楼市暴涨，中国大多数地区的人均收入/房价比早已经超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6:1，超过东京、台湾、香港大多数地区的10：1，大多数地区的房价和人均收入比普遍在20到50:1的水平。
　　　　
　　　　注意区别：国外普遍是卖精装修的房子，卖使用面积而非建筑面积。
　　　　东京：平均月收入1.5 - 10万人民币，房价1.5-4万人民币/平米，以个人收入购买100平的房子需要6-10年。
　　　　台北：平均月收入1万人民币，房价 1-1.2万人民币/平米 ，以个人收入购买100平的房子需要 10-12年。
　　　　香港：平均月收入2万人民币，房价2.5万人民币/平米 ，以个人收入购买100平的房子需要 10-12年。
　　　　成都：平均月收入约 1200元人民币，房价3500/平米，以个人收入购买100平的房子需要22-25年。
　　　　上海：平均月收入按 2000元计算，房价按8000/平米，以个人收入购买100平的房子需要30-40年左右。
　　　　
　　　　房价的虚高已经使百姓苦不坎言，如果按有些KFS的SB言论，房子就是为富人造的，那房地产根本就成其不了一个行业，充其量几个农村的包工头就可以让中国的富人都有房子住了。同时房价的上涨也直接限制居民的购买力，限制了资金流向其它行业，影响到其他行业的发展，同时使社会矛盾不断加剧，影响社会的稳定，这也是中央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
　　　　
　　　　通过政治层面的分析，房价的走向还看不清楚吗？
　　　　
　　　　再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房地产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再加上我国一向政治、经济不分家，就更为复杂。这也就是世界上有这么多经济学家和专家存在，还是无法避免美国、日本和东南亚经济危机的原因了。那就分析分析税收、利率、汇率、土地、成本、需求。
　　　　
　　　　税收：今年7部委出台的税收政策，直接目的就是抑制楼市继续暴涨，楼市暴涨的原因当然是投机和投资，而二手房市场是投机的重灾区，所以政策表面直指二手房市场，但二手房和新房本来就是互相关联的，因此导致了目前楼市的观望。不能暴涨，当然也不能暴跌，这也不符合中央的稳定方针，不想暴跌就不能让所有的 KFS全部降价，不能完全唱衰楼市，所以要制造政策和视听上的混乱，所以才有部分KFS降价，部分KFS硬挺，部分KFS继续涨价，以此消彼长来避免楼市的暴跌和崩溃。当然大部分购房者看不清政策走向，也就是理所当然的。大家都看明白了，那不是暴涨就是暴跌了。
　　　　
　　　　利率：中国的房地产业的发展是银行信贷资金支撑的，对KFS来说，利率的上升意味者持房成本的增加，当然KFS可以通过提高房价来获得不变的利润，对购房者来说，利率的上升意味着购房成本的增加,同时降低购房的需求。供给的力量会此消彼长，一旦突破临界点，房产价格就会下跌（类似于股市的阶段性高点），重新寻求一种平衡。因此利率的上升对房价的上涨具有致命性的打击，既然中央要调控楼市，为什么又不提高利率呢？或者很少的提高房贷利率呢？这就要参考一下土地政策，看看中央的真实意图：假借土地整顿减少土地供应，目的就是为了维持需求减少供应，防止房地产崩溃或崩溃时间的到来。同时利用各种媒体发声音唱多，就是维护需求方的信心。
　　　　
　　　　汇率：万亿游资炒作人民币升值并非虚言，5年来中国外汇储备几千亿美元的爆发式增长（00年底比99年底增长了多少7.05%，1656亿美元。05 年底笔04年底增长了51.25%，6099亿。）。固定汇率就是计划经济，由权力部门行政定价，浮动汇率就是市场经济，由供给关系市场定价，浮动汇率制通过市场具有自动修复功能，而固定汇率制没有。也就是汇率由于行政干预严重脱离购买力平价的基础，这就成为危机爆发的原动力。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人民币价值被低估了，人民币应该升值，国外资本来中国套汇（由于国内储蓄利息已经低于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了，所以说套利基本不存在了），他要选择什么对象呢？一般有几个原则，流动性，收益性是重要原则。参照东南亚，资金在危机爆发前期大量进入房地产业。所以说房地产是个很好的载体。在上海，那么多香港人投资房产为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利用货币的价格双轨制投机倒把，眼睛盯的是我们的外汇储备。台资、澳资、外籍华人到国内投资房产的意图是一致的。这也就是在上海，你看到为什么那么多华人在买那些高价房产了。7月，中国政府在口口声声坚决不升值人民币的同时，突然小幅度升值人民币，目的有二：降低固定汇率制带来的金融风险，但是不给游资期望的获利，所以我只升值一点点，打击投机者的信心。说了这么多，知道为什么政府要调控房地产了吧，一句话，降低已经很高的国家金融风险。
　　　　
　　　　土地：中国平均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132人，日本、韩国、印度、越南、德国的这个数据分别为336、478、338、238、230。即使沿海的 13省、市、自治区的平均人口密度也不过每平方公里407人，与上述几个国家相比并没有本质差别，如按适宜居住的面积计算，我国东部地区的人口密度低于日本、韩国和印度，如日本山地、丘陵占3/4，按适宜居住的面积计算，日本的人口密度超过了1300人每平方公里。另如考虑我国城市人口大多居住在多层和高层建筑里，而德国和英国人口大多居住在低层或独栋住宅里，我国人均居住所占用的土地面积要远小于德国和英国。所以虽中国人多，但地并不少，人多不是房价肯定上涨的理由。近两年来,成都市拍卖土地的确上涨了数倍,但开发商土地的获得成本实际上远小于此拍卖价格.大部分现在开发楼盘和未来的楼盘实际还是用的招 \拍\挂前的土地储备,就算是新拍的,土地成本也有水分.至于其他成本,除钢材外,成都也低于其他城市.实际上成都的规划面积在绕城高速以内.500余平方公里,可容纳人口1000万人,约占全川人口的1/8, (如果加上卫星城,届时成都人口可能超过1500万,基本达到高级城市化水平),按照目前的开发速度,5-8年内,绕城以内可开发完毕,而城市化进程肯定会低于此发展速度.成都四周皆为同质的平地或低起伏台地,可利用土地多,多个方向均有发展空间。
　　　　
　　　　成本：我们用一亩地的开发为例；一亩地为667平米用330平米建房，337平米做为绿化和通道。占地面积330平米上建砖混结构普通多层住房（ｔ层），即2310平米，每平米造价在400元（房屋造价按不同结构、不同装饰、钢材用量等在300～700元），计92、4万元。城市建设配套费、设计费、建筑税、消防等等规费每平米约40元，计9.24万元。开工峻工验收等请客、送红包10万元，每平米约43元。通道绿地建设费每平米约100元，计 33700元，公摊到房中每平米约14.58元。广告销售等费每平米约40元。土地费按200万一亩，即每平米约866元。我们得知每亩投资约每平米 1389元，计320.859万元。而在200万一亩土地段内，即一环至二环间，房屋售价在每平米4000元左右，还要另算公摊，仅一亩地开发商就收回 924 万元，扣除银行贷款利息约18万，也在900万以上，这就是开发一亩地所得利，如果开发面积越大，成本越低，获利更多 。
　　　　
　　　　
　　　　需求：2004年,成都房地产开发量就已突破2000万平方米,按此开发速度,仅新开发房产,不仅能够解决每年50万新增城市人口的需求,同时还能解决100万以上旧有人口的新增需求.成都人均居住面积也是全国中上水平,这就不难解释近三年内开发的大型小区,特别是三环周边,城南片区住宅超过50%的空置率,事实上成都重复置业家庭超过40%,高过全国大部分省市,投资需求的源泉已接近枯竭。九眼桥下的叫化子也想买房子，但是买不起，我们计算需求的时候，是否将他也计算在内呢？如果房价继续再涨，不知道还有多少刚性需求可以被称之为需求。
　　　　
　　　　
　　　　结束：楼市博弈的双方，就是中央政府和既得利益集团（地方政府、KFS、投资与投机者、媒体），从今年先后出台的政策来分析，中央抑制楼市的决心是肯定的，税收、汇率、利率、减少土地供应，到昨天建设部官员认为应该取消住宅预售政策，原来实行住宅预售是为了扶持房地产企业，现在如果取消预售制度，无疑是从资金层面卡住了KFS的脖子，尽管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看到楼市的下跌，但楼市的下跌已经无法避免，政治＋经济，就是楼市的走向。现在楼市表面的混乱和走向不明，无非是为了防止楼市暴跌和崩溃。所以现阶段，各种楼市中怪异的言论层出不穷。
　　　　住房贷款，普通的最多7成20年，所以成都楼市缓慢下跌30%，银行是不会崩溃的。
　　　　中国的住房，设计寿命50年，实际使用寿命大概30年，这也是银行贷款为什么不会超过30年的原因，对于超过10年的二手房，银行一般是不会贷款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为了买房子花掉太多我们辛苦挣来的血汗钱，而让我们生活在担心失业、生病和意外的恐惧之中。
　　　　
　　　　一个股票或一个房子，从1块钱涨到了100块，在这上升的过程中，任何时间以任何价位买进都是正确的，因为他都有活力的空间；当这个股票从100快跌倒1块钱的时候，你在任何时间以任何价位卖出也都是正确的，因为你减少了亏损。但就整个操作过程而言，你对还是错呢？其实你永远都是错的，因为你没有做到最优方案（最优方案就是1元买入100元买出），你也很难做到最差方案（就是100元买入1元买出），你做到的都是次优方案，有些人赚钱了，有些人亏了，有的多，有的少。导致这样的关键是什么呢？因为他永远没法准确的预测到拐点，就是拐点在什么时候什么价位发生。其实要做到这一点完全是不可能的，因为你也是这个市场的一分子，所以我们没必要去准确的预测未来，我们只要知道趋势就可以了。
　　　　
　　　　事实上，我们等待的时间不会太长了，短则今年年底，长则3年内，我们大家都可以住上自己满意的房子。
　　　　
　　　　“繁荣早已耗尽了自身的力量，可是为了避免一次大萧条，它的生命周期被人为地延长了。”

　人物周刊：您在研究卡拉比猜想的时候非常年轻，才27岁，评上教授时也非常年轻。

您能想象以您这样的年纪在中国大陆能评上教授吗？

　　丘成桐：假如是像现在这样几个学霸在管事情，我觉得评不上。

　　人物周刊：要打破对年轻人才的束缚，有什么好办法？

　　丘成桐：中国的事情，我没有办法讲。我只能提供意见，领导接不接受，教育部接不接受，是他们的事情。我身为一个海外来的学者，我只能谈我的看法。

　　人物周刊：那您认为学霸、学阀是怎么形成的？

　　丘成桐：既得利益者互相包庇形成的。

　　人物周刊：但同样是在中国，为什么过去比如西南联大时期没有现在这种现象？

　　丘成桐：学霸是第二、三流的学者。西南联大是第一流的学者。

　　人物周刊：第一流的学者中就不会出现学霸吗？

　　丘成桐：也不是，但第一流学者的人数多了就不会这样。我讲的第一流的学者，是还在学术前沿工作的第一流，很多一流的学者，不在前线工作了，不晓得最前沿的工作是什么东西了，二三十年之后也会产生同样的现象。

　　西南联大时期，很多年轻的学者，包括华罗庚先生、陈省身先生等，本身都是第一流的，又都在最前线工作，你是第一流的学者，你在热情做学问的时候，你不会想搞第三流的学问，你不会允许写第三流文章的人在你面前胡扯八道。一个人可能制止不住，人多了就可以制止得住。

　　人物周刊：在中国，从官员变为院士的现象很常见。

　　丘成桐：坦白地说，我不在乎官员能不能做院士，我觉得既然做官就不要做院士，因为权力会影响他做院士。可我宁愿有学问的官员去做院士，好过不学无术的人去做院士。

　　在中国还有一个现象是，先当校长再当院士，而不是先当院士再当校长。我坦白地讲，要想做院士，只要你有足够的金钱，你去贿赂。让选你的院士得到好处，好处多了以后，他会投你一票。香港就有很多人做这个事，国内也有很多人做这个事。

　　人物周刊：那美国呢？

　　丘成桐：美国你想做也做不了。

　　人物周刊：为什么？

　　丘成桐：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虽然有两三个不见得那么高水平，可是90%以上都是真有学问。中国，用金钱名利来引诱人的事情做多了，名教授也好、院士也好，也都不觉得羞耻。有些学霸在很多的评奖委员会中做主席。他给你一个奖，说让你去选其他的人做院士。谁把持了经费，谁把持了评奖的能力，他就有这个影响力。

　　人物周刊：那您认为怎么去打破这种局面？

　　丘成桐：在我看来，院士制度根本可以废除，这是周光召讲的，不是我讲的。王选是两院院士，他也写过文章这么讲。一个群体，假定是最高学术水平的一个群体，结果60%都名不副实，这个团体存在有什么意义？

　　美国科学院院士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团体。基本上90%以上都是有能力的好教授，他能替整个社会、政府、学术界做很多事情，是真的有影响力、有公信力的团体。现在我国的院士，你去找一个在学术最前沿做的有学问的年轻人，问他对院士的观感？

评审制度不健全是中国学术界最大的毛病

　　人物周刊：杨振宁先生认为中国的本科教育是非常成功的，要比美国的强。 您觉得呢？

　　丘成桐：这是他的看法，不是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从我的经验中来的，在国内国外、我教过的本科生、研究生给我的感觉。杨先生他可能有比我更丰富的经验，我不清楚。

　　人物周刊：杨先生还提过一个有趣的观点，中国的科学不能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周易》的影响。他还有一个推论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利于现代科学的发展。您认为中国的文化能不能催生出伟大的科学家？

　　丘成桐：杨先生是个伟大的科学家，杨先生是本科时候才出去的，他也念过《易经》，念过很多中国不同的古典文学，他为什么觉得中国的年轻人不能成为伟大的科学家？我觉得不合理。

　　人物周刊：那您的观点呢？

　　丘成桐：杨振宁、陈省身、我，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这个氛围中长大的，都很享受这种文化，学问都做得不错。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把做官赚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求名求利比什么都重要。无论杨先生也好，陈先生也好，当年出国的时候都抱着一种热情，就是想做学问，所以做成功了。我们年轻人如果能做到这点，我担保他们能做出第一流的工作。

　　人物周刊：中国现在一些教授、院士的时间会用在搞项目、拉关系上，学校支持他们拿钱来评院士，同时也鼓动他们再拿院士的头衔拉项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丘成桐：教育部要评大学好不好，第一个问题就问这个学校有多少个院士，没有院士就好像天塌下来一样。而不问学问做得有多好，这是很奇怪的现象。这还是教育部，省跟市里也用这个方法来评议。整个评审制度不健全是中国学术界最大的毛病。

　　中国不愿意改变这个评审制度，批评制度的人自己都不想改变这个制度，这个制度改变了会打击他本人的好处。当你讲这个制度要拿去给全世界最好的学者来评审时，你本人参与的只不过其中一小份，你就怕自己不能操纵整个学术界跟着你走。

　　人物周刊：在您看来理想的评审制度是什么样的？

　　丘成桐：公平。评审制度要是能建成功，什么学术问题都能够解决。

　　人物周刊：怎么做？

　　丘成桐：很简单。找一批第一流的学者，最前沿的，成立一个委员会，共同来讨论，不费吹灰之力就会有结果。哈佛是这么做的，全世界都在这么做，但中国不愿意做。不做，因为不愿损害既得利益。

　假如我讲错人任何一句话，我公开道歉

　　人物周刊：2005年，您对北京大学数学学院有尖锐批评，对于北大的辩解，您称他们是“文革”作风，难道您不允许他们辩解吗？

　　丘成桐：你去找全世界一流的大学，会不会有一个大型的conference(会议)，讨论的是某个人的私人事情？(学校)可以公开讨论学术问题，比如卡拉比猜想的证明有错，或说丘成桐的学问有错误，我可以跟他辩论，他们是造谣生事！但问题不在造谣生事上，问题在——大学可不可以开大会来声讨某人的个人品德？！

　　人物周刊：有人认为您和北大数学系的争论是书生意气，您怎么认为？

　　丘成桐：我不在乎他们怎么讲。我讲的是整个学术界的毛病，我也不认为我讲的这些话不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攻击。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是学霸，我从没期望他们不攻击我，所以我不在乎。

　　人物周刊：丘先生，这么多年来您为中国数学学科做了许多事情，您觉得您的付出值得吗?

　　丘成桐：我从来没在乎过付出值不值得，我做我良心上应为、值得做的事情！可能卡拉比猜想我做一辈子也做不出来，我不在乎，我只做自己认为应该去做的事。

　　人物周刊：那您认为自己该做的事情也包括这次和北大的争论么？

　　丘成桐：我坦白讲，北大(数学系)的教授们也好，XX也好，他们的数学水平是第三流的，顶多是第二流的，跟我是没有办法比较的。我为什么要批评他(们)？希望要替中国普罗大众里的年轻学者，让他们有出头的机会。

　　北大、XX都不值得我去批评。我是为了保护年轻有为的学者，希望他们能够为中国做些事。假如不是看到几十年来青年学者每况愈下，因为受到他们的影响而不能良好成长，我就不会讲这个事。我愿意替他们说几句话。

　　人物周刊：您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很深造诣，而且您经常回国，对国内的情况也很了解，可为什么您会用这么直接、不中国的方式来讲话？

　　丘成桐：我批评过北大，过了很多时候，他们还是不改变，实在是让很多年轻人受了打击，受了苦。至于XX，我警告过他。我亲手写信，写至少十次信给他劝他不要这么做。我亲眼看到很多青年学者受到他的打击，我用什么方法来表示？没有用，你让我怎么办？我写信给他，这是五年前、七年前的事。到现在都没有改变。这是我亲自教导的学生，他的成长、成名都是我一手带起来的。

　　人物周刊 ：那您不该为他的现在负责？

　　丘成桐：当年我不该这么提拔他，看到他现在做得这么糟糕，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所以我警告他，我亲自警告过他很多次了。但他还是一意孤行。

　媒体没有资格来批评学者的成就

　　人物周刊：在中国数学家里面最有名的是华罗庚和陈景润，尤其是陈景润，人们都觉得他只会数学。 您的业余生活呢？最大乐趣是什么？

　　丘成桐：什么我都有兴趣，看书看史。三教九流的东西我都看。运动方面，我游泳。

　　人物周刊：如果您一直留在香港，会有这样的成就吗？

　　丘成桐：当然不可能。

　　人物周刊：为什么揭穿皇帝没穿衣服现实的人往往是香港学者、海外学者？

　　丘成桐：这不是香港学者或海外教授的问题，我们看到的事实，大陆不愿意接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现象。我不晓得怎么解释。从真正的科学成就来讲话，在数学方面，改革开放二十年来，能不能找出真正有成就的学问？我找不出。所以中国的科技要进步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我在美国科学院一个很重要的委员会里，讨论要在亚洲找海外院士，尤其要在中国找，花了五年工夫，只找到一个。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也是整个委员会，包括很多美国海外院士的意见。你要问我为什么？我想是中国的学术水平实在比不上人家，可是你坚持要说能比得上，那我实在没办法。

　　人物周刊：前几年中国搞大学合并，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您怎么看？

　　丘成桐：只重量而不重质，无论合并大学也好，招收研究生数也好，产生的论文数量也好，绝对不是培植第一流学问、学者的方法。这种机制没有，中国学问永远做不出去。

　　人物周刊：如果您没有攻克卡拉比猜想，您觉得您现在有底气说这些话吗？

　　丘成桐：我当然有这个资格。除了卡拉比猜想，我在其他方面的工作也都是第一流的。国内认为陈景润是世界上一个伟大的学者，事实上他不是，我们很看得起陈景润，可是你讲他伟大，绝对不是伟大，是媒体报道成功的。

　　人物周刊：您认为媒体和学者的关系是怎样的？

　　丘成桐：媒体没有资格来批评学者的成就，坦白说就是这样。因为它不懂。一个好的学者会很慎重，我有的学问做得好，有的学问做得不好，我不用人家来批评我，我也不用人家来吹捧我。我不在乎(我自己知道)。

　　譬如陈景润，造成整个数学界学数学的时候，以为陈景润的歌德巴赫猜想是全世界最伟大的问题，事实上不是，在美国没有人在乎歌德巴赫猜想，你问做数论的人。是媒体误导成功的。所以我坦白讲，媒体没有资格来评论一个大学问家的成就。我们同行晓得谁有资格来批评，有些教授有资格批评我，我也很虚心，我认为对的我都接受，我一个很好的学生、懂我的学问的来批评我，我也愿意接受。他不懂得我的学问来批评我，我不接受。美国的媒体就不是这样的。

成都

　　对整个中国版图来说，群山密布的西南躲藏着一个成都，真是一种大安慰。
　　我初次入川，是沿宝成铁路进去的。已经看了那么久的黄土高原，连眼神都已萎黄。山间偶尔看见一条便道，一间石屋，便会使精神陡然一震，但它们很快就消失了，永远是寸草不生的连峰，随着轰隆隆的车轮声缓缓后退，没完没了。也有险峻的山势，但落在一片灰黄的单色调中，怎么也显现不出来。造物主一定是打了一次长长的瞌睡，把调色板上的全部灰黄都倾倒在这里了。
　　开始有了隧洞，一个接一个，过洞时车轮的响声震耳欲聋，也不去管它，反正已张望了多少次，总也没有绿色的希望。但是，隧洞为什么这样多呢，刚刚冲出一个又立即窜进一个，数也数不清。终于感到，有这么隆重的前奏，总会有什么大事情要发生了。果然，不知是窜出了哪一个隧洞，全车厢一片欢呼：窗外，一派美景从天而降。满山绿草，清瀑飞溅，黄花灼眼，连山石都湿渌渌地布满青苔。车窗外成排的桔子树，碧绿衬着金黄，硕大的桔子，好像伸手便可摘得。土地黑油油的，房舍密集，人畜皆旺。造物主醒了，揉眼抱愧自己的失责，似要狠命地在这儿补上。
　　从此，我们一刻也不愿离开车窗，直至成都的来到。
　　有了一个成都作目的地，古代的旅行者可以安心地饱尝入川的千里之苦了。蜀道虽难，有成都在，再难也是风雅，连瘦弱文人也经受得了。
　　中华文明所有的一切，成都都不缺少。它远离东南，远离大海，很少耗散什么，只知紧紧汇聚，过着浓浓的日子，富足而安逸。那么多山岭卫护着它，它虽然也发生过各种冲撞，却没有卷入过铺盖九州的大灾荒，没有充当过赤地千里的大战场。只因它十分安全，就保留着世代不衰的幽默；只因它较少刺激，就永远有着麻辣的癖好；只因它有飞越崇山的渴望，就养育了一大批才思横溢的文学家。
　　成都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丰盈偏仓。这里的话题甚多，因此有那么多茶馆，健谈的成都人为自己准备了品类繁多的小食，把它们与历史一起细细咀嚼品尝。
　　成都的名胜古迹，有很大一部分是外来游子的遗迹。成都人挺大方，把它们仔细保存，恭敬瞻仰。比之于重庆，成都的沉淀力强得多。正是这种沉淀力，又构建了它的稳健。重庆略嫌浮嚣。
　　重庆也有明显的长处，它的朝天门码头，虎虎地朝向长江，遥指大海，通体活气便在这种指向中回荡。沉静的成都是缺少这种指向的，古代的成都人在望江楼边洒泪揖别，解缆挥桨，不知要经过多少曲折，才能抵达无边的宽广。
　　成都的千古难题至今犹在：如何从深厚走向宽广？